周湘　雁翔

 

 

道安大师

 

 

 

       释道安，东晋人，生于永嘉六年（312），卒于太元十年（385）。俗姓卫，常山扶柳人，家世奉儒，幼年丧亲，为外兄孔氏所养，自小聪慧过人，年12出家。因形貌甚丑，不被师所重，苦役数年后方乃向师求道。后受具并游学邺城，入佛图澄门下。后游方学道，避难隐于濩泽。又学《阴持入经》于大阳竺法济与支昙。其后与同学竺法汰憩于飞龙山，又于太行恒山立寺建塔。年45复住冀部受都寺。不久，又因石氏之末国运危，即西迁牵口山。又因冉闵之乱，遂复率众人入王屋女休山。晋哀帝兴宁三年（365），渡河依陆浑，俄而遇慕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阳，客居十五载。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二月，苻丕攻克襄阳，道安北上长安。太元十年（385），年74卒于长安。但据汤用彤先生研究，道安避难濩泽，隐居飞龙山，太行立寺，应在石虎死后，乃是因冉闵之难。[1]

 

       一、历史背景

 

       佛教自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汉地，初期并无汉人出家，如《高僧传·竺佛图澄传》载：“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2]汉明帝生活于公元25年至75年，魏国存在于公元220年至265年，可见佛法初传时汉地全为西域僧人。曹魏时期早已有私度出家者，嘉平年间昙摩迦罗为千人受戒，汉地始有如“朱世行”等出家人。后又由于后赵时期佛图澄的弘化，以及石虎时期（建武元年335年）的诏令：“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3]结果“方信澄诫，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4]，故“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厉。”正因为历代西域僧人的弘化，并且得到王权的正式认可，使汉地僧人数量亦逐渐增加。但佛法初传时期戒律翻译不全，东汉至曹魏之初，汉地僧人并无归戒行为，仅仅是剃须发、着缦衣。虽嘉平元年（250）西域来华僧人昙摩迦罗翻译出《僧祇戒心》以及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但此时慢戒、犯戒现象依然十分泛滥。

总的来说，自两汉之际至三国末期及西晋，佛教五部广律无一译出，仅有零散的戒条，因而汉地僧人并无完全如法的出家、归戒之举，仅仅是离于世俗、行基本戒律和儒家道德规范的修行人。

 

       二、道安僧团管理建设具体措施

 

       东晋时期，如前所说，洛阳佛图澄僧团“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 。“澄自说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逾齿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5]可见当时其僧团的发达不仅因为其佛学造诣，还因其持戒严谨。从这一点上看，佛图澄对道安影响巨大。据《高僧传·释道安》载“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6]“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7]“习凿齿与谢安书云，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8]从上可知，道安僧团常数几百，甚至数千，但却十分严肃整齐。考其关于僧团管理的建设，大致可分为以下三方面：一、提出沙门以释为姓，促进僧团认同，彰显僧团特色。二、传译戒律，创制僧尼规范，确立制度化的僧团管理制度，并严于持戒。

 

       1、提出沙门以释为姓，促进僧团认同，彰显僧团特色

 

       汉魏西晋时期，佛法初传，汉地僧人落发出家，皆从师姓，因而姓氏混杂，于是道安提出：出家人莫不尊于释迦牟尼，应以释氏为姓。后来，道安得《增一阿含经》，证其说之合理性，此制便成为中国千年不变的永式。梁慧皎的高僧传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9]佛法在印度并无此例，为何在中国统一姓氏显得如此重要。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比较看重礼制、礼法、家庭出身的国家，姓氏作为家世的标志之一，突显了门族之见。此从儒家角度看应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统治，但对于已经离俗出家之人，如果此观念带入到僧团，容易产生门户之见，极不利于沙门的团结与统一，故道安之改革，泯灭了僧人因姓氏不同而突显的身世、师门之别，更好的促进了出家僧团的自我认同，有利于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如同释尊倡导出家人着粪扫衣以区别诸外道与在家人一般，道安提倡以释为姓，同样有利于区分出家人与在家人，在某种程度上说，彰显了僧团在社会中的特色。

 

       2、传译戒律，创制僧尼规范，确立制度化僧团管理制度，并严于持戒

 

       佛法三资，戒、定、慧是也。原始佛教和南传佛教皆认为“由戒生定，因定发慧”，戒是整个佛法的基础。大乘佛教则认为戒定慧是一体的，无阶次差别，但二者都强调戒在整个佛教体系中的重要性。道安在《比丘大戒序》中亦认识到了此点：“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斯三者至道之由户，泥洹之关要也。戒者断三恶之干将也，禅者绝分散之利器也，慧者齐药病之妙医也。具此三者，于取道乎何有也。夫然用之有次，在家出家莫不始戒以为基趾也。”[10]然而，如前背景中所述，佛法历经汉魏西晋，而戒学中的五部广律均未流行于汉地，此确是当时汉地佛法之一重大缺陷。故道安在序中感叹：“外国重律每寺立持律，月月相率说戒。说戒之日终夜达晓讽乎切教，以相维摄，犯律必弹，如鹰隼之逐鸟雀也。大法东流其日未远，我之诸师始秦受戒，又之译人考挍者鲜。”[11]

 

       道安对东晋佛学的一大贡献即在于对戒律的搜寻与整理。道安早在师佛图澄时即感慨经律的不全，并努力游方搜集。《道安传》载：“于时学者多守闻见，安乃叹曰：宗匠虽邈玄旨可寻，应穷究幽远探微奥，令无生之理宣扬季末，使流遁之徒归向有本。于是游方问道，备访经律。” [12]

 

       晚年，道安回到关中，此时戒律渐至，故其极力搜寻，常亲自主持并为之作序。太元元年（376），道安令昙摩侍、道贤、慧常等合译出一卷本《十诵大比丘戒》。道安作序，名之为《比丘大戒序》。其在《比丘大戒序》中言：“见外国道人昙摩侍讽阿毗昙，于律持善，遂令凉州沙门佛念写其梵文，道贤为译，慧常笔受。经夏渐冬其文乃讫。考前常行世戒，其谬多矣，或殊文旨，或粗举意。”[13]从中可见，道安对于戒律渴求的程度，以及其主持翻译之努力。另，同年，沙门僧纯、昙充从龟兹佛图舌弥处取得一卷本《十诵比丘尼戒》。在道安的主持下，昙摩侍与竺佛念共同译出一卷本《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太元七年（382），道安请罽宾来的善于持律的僧人耶舍共佛提、佛念、昙景译出《鼻奈耶律》，道安亲自为之作序。此记载于《鼻奈耶》：“又其伴罽宾鼻奈，厥名耶舍，讽鼻奈经甚利，即令出之。佛提梵书，佛念为译，昙景笔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日乃了。凡为四卷。”[14]道安在序中感叹：“于二百六十事疑碍之滞，都謏然焉。上闻异要，焕乎可观焉。二年之中于此秦邦三藏具焉。” [15]正如道安所说，《鼻奈耶律》是《十诵律》的广律，直到此时，汉地才算得上是真正完整具备了佛法的经律论三藏。太元九年（384），此时道安73岁，离往生还有两年。此年，道安组织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鞞婆沙》、《婆和须蜜》、《僧伽罗刹传》，并一一为之作序。此可见于《出三藏记集》之《增一阿含序》：“而正专在斯业之中，全具二阿含一百卷、鞞婆沙、婆和须蜜、僧伽罗刹传。此五大经，自法东流出经之优者也。” [16]此时，道安细致的发现二阿含经中往往有律条的存在，外国不知，白衣、沙弥均可翻阅。所以他强调说：“而今已后，幸共护也，使与律同。”另据王建光博士研究，道安关于律的著述还有《比丘尼节本所出本末序》和《关中近出尼二种坛文夏坐杂十二事并杂事》，及已经佚失的《法集旧制三科》[17]。另据汤用彤先生考察，安公晚年，戒律渐至。所提戒本，多与安公有关[18]，此不再赘述。

 

       兴宁三年（365），燕军攻占洛阳、河南诸城，为避战乱，道安遂南投襄阳。南投襄阳前，道安之名声早已远播东晋，入襄后，四方学士更是竞相师之，道安亦积极整理收集经典，讲经不辍，注疏不断，客居襄阳十五载，《道安传》载：“师徒数百斋讲不倦”，可见当时道安僧团规模宏大，因而如何管理僧团是道安首需解决的问题。此时诸律未至，故道安遂开汉人制戒规之先河。梁慧皎在《高僧传》中如是言：“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19]然而，在《佛祖历代通载》中对道安有着如是记载：“著僧尼轨范及法门清式二十四条，世遵行之。” [20]不知此处所提及的法门清式二十四条是否就是已经佚失的《法集旧制三科》。当然，道安所制之僧尼规范不可能完全符合西土之律仪，然道宣在《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中有过如此评价：“六行香咒愿法，四分中食竟方为咒愿说法，而此土盛行并在食前。道安法师布置此法，依而用之于理无失。”[21]又《法苑珠林》则高度评价之，曰“先贤立制不坠于地，天下法则人皆习行。” [22]

 

       道安在佛教戒律制度方面的贡献出了上述两点外，还有一点就是学以师范，严于持戒。此可以从若干事迹中略窥一二。收于《出三藏记集》的《比丘大戒序》中如此宣白：“若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不精进持戒，同亦当归死，宁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23]此可见道安持戒之决心。另，道安有一弟子法遇，因襄阳被陷后止于江陵长沙寺，讲经说法，僧团规模亦达四百人许。其在《高僧传》之《法遇传》中有如此记载：“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遇止罚而不遣。安公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题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凳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既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众，和上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24]道安虽在关中，而其弟子僧团中有人犯戒却惩罚不严，于是遥寄荆条以是严惩，由此可见其对整个佛教僧团严于持戒的坚持，亦符合其《比丘大戒序》中的那句“宁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 。

 

       3、提出处理僧团与社会关系的原则

 

       汉地向来是政权至上，佛法要在汉地传播、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教权与各种社会关系。道安之前，不管是佛法的初传，还是后续各地僧团的活动，如佛图澄与石赵政权，支遁与会稽王氏家族等，都得到了各种社会关系的援助。道安身处政权更替频繁的东晋十六国时期，在继承以往佛教僧团处理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25]的原则。道安之所以南投襄阳，有两个原因：一是襄阳地理位置优越，政治稳定，文化氛围较好；二是当时受到曾为桓温别驾、荥阳太守，后辞职归乡的习凿齿之邀。现收纳于《弘明集》的习凿齿《与释道安书》充分表达了其对道安的崇敬仰慕之情。正是基于以上两点，道安遂南投襄阳，此虽不是依国主，但亦是依士族。时，“高平郄超遣使遗米千斛，修书累纸深致殷勤。安答书云，捐米弥觉有待之为烦。” [26]“有待”是老庄之语，道安意指人之生存需依赖衣食等外在条件，故充满烦恼。此处，道安以玄释佛，更符合玄学名士郄超的口味，亦是一种依“国主”立法事的做法。后道安被苻坚胁至长安，住五重寺。苻坚常以国事咨于道安，道安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国家政治，成为苻坚的内部顾问。同时，道安在五重寺统领僧众，扮演着前秦佛教领袖之角色。时，沙门僧纯、昙充自龟兹游学归来，称异域有一大乘僧，名鸠摩罗什。道安闻后，几劝苻坚迎请。太元八年（383），苻坚遣大将吕光出征西域，俘获罗什，后因苻坚兵败淝水，前秦动乱，吕光于凉州割据，十多年后罗什方入长安，此时道安早已圆寂。道安借苻坚之力虽未直接促成罗什来华，但却成为罗什来华的重要原因。

 

       总之，道安之于襄阳习凿齿、大富长者、高平郄超、凉州杨弘忠、前秦苻坚，均与之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借以传播、发展佛教，极大的促进了佛教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

 

       三、道安僧团建设简评

 

       道安主要生活于东晋十六国时期，此时社会动荡，战争频发，佛教传入汉地亦仅三百年左右，三藏中律藏更是罕有大律译出。道安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于弘传佛教、促进佛教发展的目的，孤明先发，统一沙门姓氏，翻译戒律，创制僧尼规范，提出处理沙门与社会关系的原则，是佛教的集大成者之一。首先，道安之统一沙门姓氏，对内泯灭了僧人俗世身份之别，很好的促进了沙门内部的统一与认同；对外则彰显了沙门的特色，促进了沙门在世俗社会中统一形象的树立。其次，翻译戒律，则促进了佛法三藏的完整，是汉地佛教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另一方面，诸戒的传译，促使沙门个人行为进一步规范化，使之不再依附于所谓的儒家礼仪，促进了沙门对自我的认识以及世俗大众对沙门的认识。再者，僧规的建立，弥补了多时佛教因大律未译，楗度不全，给沙门日常行为带来的困扰。同时，道安开汉人制规之先河，极大的影响了后世之诸种僧制、清规的建立。最后，道安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原则，假借王权、高门士族等社会关系促进了佛法在汉地的流传，成功的为后世沙门处理僧团与社会关系树立了一个示范。其后，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虽提出沙门不跪拜王者，但实为拥护王权统治，可以算是对道安思想的一个良好延续。虽说，此原则造成中国佛教一直未能脱离王权的影响，但出于当时的特殊社会环境考虑，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大正新修《大藏经》[M]。

 

       [2] 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 王建光：《中国律宗通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4] 崔永波：《道安与中国佛教僧团管理》[OL], 北京：中国佛教制度研究中心, 2009年版。

 

       【注　释】

 

       [1]参自大正新修大藏经, 梁慧皎 ： 《高僧传》T50, no. 2059；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133-134页。

 

       [2][3][4][5][6][7][8][9][12] [19] T50 , no. 2059, p. 385, c7-9，p.385,c19-21，p. 385， b27-28，p. 387, a10-12, p. 352, a2-4, p. 352, c28-29, p. 352, c9-14, p. 352, c29-p. 353, a4, p. 351, c21-24, p. 353, b23-27。

 

       [10][11][13][16] [23] T55, no. 2145, p. 80, a17-22, p. 80, a25-29, p. 80, b3-7, p. 64, b15-17, p. 80, c13-16。

 

       [14][15] T24, no. 1464, p. 851, a18-21, p. 851, a22-24。

 

       [17]王建光：《中国律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78页。

 

       [18]详见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47页。

 

       [20]T49, no. 2036, p. 524, b19-20。

 

       [21]T40, no. 1804, p. 136, b13-16。

 

       [22]T53, no. 2122, p. 576, a1-2。

 

       [24][25][26] T50, no. 2059, p. 356, a21-b1, p. 352, a12, p. 352, c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