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僧取经家喻户晓，玄奘三藏奉旨译经，唐朝佛教极度盛行。“释门千里驹”与“唐朝无神论者”的因明之辩，玄奘与吕才关于因明学的僧俗之争，看似学术官司却牵扯着唐朝新晋贵族与传统士族的斗争。尚药奉御吕才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公开挑战玄奘的学术权威，奉高宗诏于慈恩寺辩论，结果“吕公词屈，谢而退焉”告终。看似玄奘获胜，学术地位推广到全新的高度，但也透露出玄奘失去了皇权的支持，本文以《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为线索，辅以历史背景，对因明学的僧俗之争加以探究。
关键字：因明  僧俗之争  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  吕才 玄奘
 
 
引　言：唐玄奘取得真经，得到举国尊崇。荣宠加身，奉皇命翻译经文，教化一方，盛极一时，然而晚年却异常曲折。贞观二十三年最后一次与唐太宗于翠微宫讲经谈法，太宗驾崩后玄奘失去了皇权的倚仗。同年，编写《大唐西域记》的辩机，因与高阳公主私通被腰斩，玄奘痛失高足。永徽六年，玄奘组织翻译因明著作：《因明入正理论》与《因明正理门论》，玄奘弟子门生便开始撰写文章进行讨论，成为学术新潮流，因此引起了吕才的注意。吕才通晓《六经》、天文、地理、医药、制图、军事、历史、文学、逻辑学、哲学乃至阴阳五行，是有名的无神论者。故撰书《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图文并茂且有理有据地提出了四十多条的批判性意见。以传统儒学、政治、伦理、经济等角度出发，抨击玄奘的学术，并提出巩固皇权，控制佛教的发展。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学术论战。由于涉及的人数多，范围广，这场学术混战，备受瞩目。最后高宗皇帝下令：命玄奘与吕才当面辩论，决胜负对错。 （一）吕才生平
　　吕才（606-665）博州清平人。唐代哲学家、唯物主义思想家、音乐家、自然科学家、无神论者。出身寒微庶族，自小敏而好学，未经名师传授而自学成才，通晓《六经》、天文、地理、医药、制图、军事、历史、文学、逻辑学、哲学乃至阴阳五行、龟蓍、历算、象戏等，尤长于乐律。因其学识渊博，博才多能而逐渐知名。魏征、王珪等都十分赞赏他的学术。三十而立之时，经由温彦博、魏征等人推荐圣前，进入弘文馆，官居太常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1]。
　　因职务之利，参加官方编辑、修订图书等工作，并广为著作，内容涉及众多领域，至今保存下来的仅有八篇残篇五千余字，吕才博学多能，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无神论思想。无神论思想集中反映在奉命刊正的阴阳书中。战国时期形成的阴阳五行学派，以阴阳五行观念为基础，糅杂了巫术和迷信，形成了唯心论与神学的思想体系。唐太宗认为：所传阴阳书“谬伪浅恶，世益拘畏多”，于是命吕才及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在刊正阴阳书的过程中，吕才“于持议儒而不俚，以经谊推处其验术，诸家共诃短之，又举世相惑以祸福，终莫悟云”。吕才的无神论思想新颖而不拘泥，“以经谊推处其验术”，批驳了阴阳书中的宗教迷信，创立了无神论体系，名声大噪一时，思想流传甚广。
 
（二）吕才学术贡献
　　吕才的音律成就尤为突出，《新唐书·吕才传》载：“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与音家王长通，白明达更质难，不能决。太宗召侍臣举善音者。中书令温彦博白才天悟绝人，闻见一接，辄究其妙。侍中王圭、魏徵盛称才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即召才直弘文馆，参论乐事。[2]”吕才所制管乐器“尺八”备受世人欢迎。与魏征、虞世南等人创作的大型乐舞《秦王破阵舞》和《九功舞》也深受世人喜爱。
　　吕才一生著述甚多，其所作地理著作《方域图》和军事著作《教飞骑战阵图》，深受到太宗称赞，擢升太常丞。任太常博士时，他奉命刊正《阴阳书》，“掇可用者为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七，凡百篇，诏颁天下”，是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哲学著作[3]。
　　吕才博学多闻，是唐太宗倚重的多能学者，也是当时佛门之外研习因明的集大成者。吕才对新知识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具有极强的自学天赋，因明学的问世与广泛传习，引起了他的关注。认真披阅，反复推研二论及神泰等所作义疏，并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书中即明确地提出因明具有工具性质，是众妙之门，是获取各种知识的门径，也指出了因明论疏中自相矛盾的一些说法，向玄奘提出质疑，他与一些僧人学士还到慈恩寺玄奘面前辩论，争论内容已不能尽知，佛教对此辩论也隐晦不谈。但这场争论上至朝廷公卿、下至街巷百姓无不知晓，可见当时影响之大，从而引发了因明学的僧俗之争。
  （一）玄奘生平
　　玄奘（600－664）俗姓陈，名讳，洛州缑氏人。出身儒学世家，十三岁于洛阳净土寺出家。敏悟好学，从师学经听后便能开座复述，作详尽分析。且“爱好愈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二十一岁在成都受具足戒，随后在海内游学，一面讲经弘法，一面访师问道，可谓“一遍而尽其旨，经目而记于心”，被称为“释门之千里驹”。二十七岁时玄奘在长安大庄严寺常住，声名日隆，誉满京师。玄奘广泛学习大小乘各派理论经典，发觉各地讲筵所闻，异说不一，深感“经有不周，又有所缺”，于是发愿至佛教发源地“一睹明法了义真文”，寻求佛教真理。适逢中印度僧人颇密多罗来到长安，向他介绍了那烂陀寺戒贤法师的讲学规模以及其所讲授的《瑜伽师地论》，更坚定了他西行求法的决心。贞观元年于长安出发，孤身踏上了西行求法的万里征途。
　　西行路上，穿越茫茫沙海戈壁，途经五十余国，经历艰难险阻，始终意志坚定，发誓“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贞观三年抵达印度，于那兰陀寺留学五年，师从戒贤法师学习《瑜伽论》等，研究寺中收藏的佛教大小乘经典、婆罗门教经典及医药、天文、地理、技术等书籍，学习梵文，巴利文等语言。后出游参学，拜访高僧，瞻礼圣迹，踏遍印度。参学四年后，返回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命他为寺内众僧讲解《摄大乘论》等佛典，赢得了极大声誉。
 
（二）玄奘学术贡献
　　玄奘参学期间，潜心研习因明理论。遍访高僧，观摩溥德，“重讨幽微，列精劂趣，披枝叶而穷其根柢，寻波澜而究其源穴”。于迦湿弥逻国，从僧称习《因明论》，于至那仆底国，从调伏光学《正理门论》，又于那兰陀寺，从戒贤学《因明论》与《集量论》。又从大德般若跋陀罗咨决所疑，请杖林山居士胜军为其答疑解惑。经过系统性地学习对因明理论精研深思，对因明规则运用纯熟自如，达到了当时印度的最高水平。玄奘的学识受到印度僧俗的任可，也引起了诸位国王的景仰。贞观十五年，羯若鞠奢国的戒日王在国都曲女城召开了十八日无遮大会，恭请玄奘作为主讲人在会上宣讲佛法，并确立“唯识比量”体系。印度十八国国王、官员及僧人六千余人前来与会，深为摄受。尊为“大乘天”，名震天竺国。
　　玄奘学成后携带大量佛经典籍回国，于贞观十九年抵到达长安。随即便投入到佛经翻译和弘传的工作中，组织了大规模的译经团队，译经一十九年，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数量之巨大，译文之精美，内容之完备，远超前代译师。
　　因明学在当时作为新兴学问深受学界瞩目，玄奘从印度带回的因明著作有三十六部，选择性地翻译了：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和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并阐明了因明中的破立规则和现量、比量两种方法。玄奘学识渊博而精深，他对以上二论的翻译，言简意赅，奥义幽微，还为译场中执事的佛门弟子详细地讲解。新的佛学知识内容，引起了学问僧的浓厚兴趣，玄奘的弟子们根据其口义，加以发挥，竞相造疏阐发，兴起了一股“译寮僧伍，竞造文疏”之风[4]。 　　“吕才对于神泰等三法师的《义疏》，既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可视为批评的改造；把ˆ师等旧说’和自己‘新撰’并存下来，以共相比较’，足让其在对立中显示尊重真理的科学态度。吕才新撰’的观点，有破有立，有体裁有注有解又有论，有形式有文也有图，应该是一部细致严密的独创性逻辑学著述[5]”。
 
（一）《玄奘全传》的记载
　　“因乃诸法之因，明乃彻法之智，乃至万法之因，明了无碍[6]”。玄奘在大慈恩寺译经之余，还至力于弘扬因明学。永徽六年奘门大德各依上师口义，竞造文疏，标榜才学，一时因明学风大盛。五月，译经僧栖玄法师，将因明二论抄送给好友吕才，并附书云：“此论极难深究玄妙，比有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今若复能通之，可谓内外俱悉矣”。吕才开卷阅读，一时难明义趣。栖玄便出言取笑他：“吕公研味于《六经》，精通百家学说，阴阳、律吕无所不晓。又听说你从来未读过《太玄》，诏问之下，须臾即解；连失传已久的周武《象戏》，你也能在一宿之间作图解释。但以你有限之心来穿凿那些外典尚可，至于甚深微妙的佛法，不是你看几次就能明白的。” 栖玄的讥讽，引起了一场关于因明学的论战。玄奘就在大慈恩寺的东阁大殿上与吕才对定因明。玄奘一席千言，吕才心悦诚服，向玄奘大师当面道歉，谢罪悔过，并求皈依三宝[7]。
 
（二）《大慈恩寺志》的记载
　　玄奘译出因明《二论》后，引起了学僧们对新知识的浓厚兴趣，竞相造疏阐发。译经僧栖玄法师与吕才是少年旧友，因二人儒释身份不同，信仰有别，经常发生争论。吕才自恃才高，宣称学无不通，闻一知十，不但博通儒道，也常涉足释典。栖玄则认为他有关佛教的议论只是隔靴搔痒，难得真理。玄奘译出因明二论后，栖玄先造疏一本见示吕才，并附书试探吕才：“此论极难，探究玄妙，比有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今若复能通之，可谓内外俱悉矣”。吕才因此学问前所未闻，又耻于被试，于是仔细披阅二论，反复推研，阅读神泰、靖迈、明觉三法师的义疏，反复比较，觉得三家所说虽议论丰富，文理会通，但所持观点不同，自相矛盾，由此怀疑是玄奘的翻译有误，导致歧解。故自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成立其说，举出四十余条，加以驳斥，并在此书序言中公开向玄奘质疑。
　　吕才的宣战，在学问僧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译经僧慧立、明常法师等先后作出维护玄奘以及其对因明的释论，辩驳吕才。而朝臣柳宣、李淳风等儒士也作书回敬佛僧，为吕才辩解。儒释之间关于因明的争论相持不下，朝庭遂遣学士前往慈恩寺，请玄奘与吕才辩论。
　　玄奘与吕才在慈恩寺当面辩论，往复数次。玄奘首先指出吕才在语言文字上的错误而导致对因明的基本概念认识不清。由于吕才不懂梵文和梵汉翻译之法，因此对因明二论的译文产生了误解，导致概念混乱，例如对“生因”与“了因”的错误理解。其次，吕才误解因明二论译文，违反因明格式和语言规律，擅自改动译文，导致文义不通，立论错误。如将译文“极成能别差别为性”改为“差别为性”等。窥基在《因明大疏》中批道：“或有于此，不悟所由，遂改论云‘差别为性’[8]。非直违因明之轨辙，亦乃暗唐梵之方言。辄改论文，深为可责”。对于吕才的错误，玄奘明确诚恳地指出后，又做了详细深入的讲解，耐心为吕才讲梵汉语文的不同特点和对译的基本方法，详细介绍因明的基本格式和主要概念的涵义以及因明的性质和理论特点，吕才则心悦诚服，“词屈无言以对，礼谢而退”[9]。
　　以玄奘为代表的佛教学者和以吕才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之间关于因明理论的辩论，在当时的社会引发了极大地反响。唐朝初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文化和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这场辩论，实质上是儒释之间的思想意识形态交锋。玄奘的胜利，再次奠定了他在佛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地位和成就，确立了佛教在当时社会上所占有的独特地位，同时也确立了因明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吕才及儒士们的质疑，代表了儒家学派对因明理论的不同看法，吕才虽然在辩论中失败，但他所作的《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用通俗易懂的义图，再加上注释的方法，勾画出因明的整体结构，为初学因明者入门提供了方便。吕才在书的序言中还强调了因明的重要性：
“理则包括于三乘，事乃牢笼于百法，研机有空有之际，发挥内外之宗，虽词约而理弘，实文微而义显。学之者当生不能窥其奥，游之者数载不足测其源，以其众妙之门。[10]”
  　　吕才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并附有一张图，即《因明注解立破义图》[11]因为此图最为惹人瞩目，时人遂以此图之名统称其书[12]。而其书之本名，又称《立破注解》[13]。吕才用义图勾画出了因明的整体框架，并加以注释，使得因明理论变得通俗易懂，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能够直接地领悟其要旨。表面上看，吕才是受到栖玄法师的刺激才发愤钻研因明论的，但其著书的真实意图尚需仔细探究，与政治戚戚相关。《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云：
　　论既外无人解，无处道听途说。若言生而知之，固非才之望也。然以学无再请，尚曰传灯，闻一知十，方称殆庶。况乎生平不见，率尔辄事含毫，今既不由师资，注解能无纰紊？窃闻雪山夜义说生灭法，邱井野兽叹未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归敬，才之所注，庶几于兹。法师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择善而从，不简真俗，此则如来之道，不坠于地；宏之者众，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于人我，义不察于是非，才亦扣其两端，犹拟质之三藏[14]。
　　由此序文可以得知，吕才非常地自信、虽自谦“微”，但却毫不含蓄地表明“质之藏，向玄奘法师提出了学术质疑，这篇叙便是战书，玄奘弟子们才高气傲，难以容忍其支见。
　　玄奘法师在佛学界居于宗师和领袖的地位，在因明学方面更是具有权威性。因明学是佛教的方法论，也是当时佛家与道家进行论战时所倚仗的利器。现在吕才对玄奘法师所传的因明学体系提出质疑，势必会引起学界对佛教方法论的怀疑，从而影响玄奘法师的宗师地位。
玄奘和吕才的辩论彰显出，印度的因明学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中国僧人无法说服吕才，对其四十余条质疑无法解决。非得玄奘出面。而玄奘明显用语言翻译的知识替换因明逻辑学方面的知识，回避问题。吕才对印度逻辑的质疑流传下来的有几条讨论。如“生因”与“了因”的问题。印度人辩论规则中把因划分为两种，对于立论者来说叫生因，对敌论者来说则叫了因。吕才认为啰嗦，不如都叫做因，更为简单明白。这点反映了中国人思想好简洁，印度人思想则以繁琐为贵的区别。所以明浚法师说吕才“生因、了因，执一体而亡二义”[15]。
　　同样，吕才对印度五段论的作法也提出批评，建议删剪，比较符合现代逻辑学三段论。同时对“宗过”重新划分，去掉“自教相违”，把四相违过简化为现量、比量相违两种。也就是通过仅剩下两种获得知识的手段，凭借直观的经验知识类比得出的间接的经验知识[16]。
　　另一个焦点争论则是差别为性的问题，极成能别差别为性：命题是由立论者和论敌一致认同的宾词说明而成立。宾词说明命题的主词的性质上和其他事物种种差别。“彼因明论，诸法自相，唯局自体，不通他上，名为自性；如缕贯花，贯通他上诸法差别义，名为差别”。佛教的教理追求无差别。而因明则以差别为起点，没有差别，故没办法定义任何事物概念[17]。
　　“又案：胜论立常极微，数乃无穷，体唯极小，后渐和合，生诸子微，数则倍减于常微，体又倍增于父母，迄乎终已，体遍大千，究其所穷，数唯是一。吕公所引易系辞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云此与彼，言异义同。今案：太极无形，肇生有象，元资一气，终成万物，岂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类欲显博闻，义乖复何所托？[18]”
　　因此玄奘批判吕才，坚持差别性故的翻译。也就是说事物有差别性，但差别性不是本性。这样才不违背佛教的根本教义。玄奘指责吕才不懂印度语法和辩论规则，其中的深意就是吕才所依据的翻译为其自身所译，自己的论证是对于因明学的话语权具有无可厚非的学术权威。吕才不信佛教，反而从经书中介绍的外道思想大受启发。例如胜论派认为世界由极微构成，吕才则因此发展出气生万物的思想，直接影响了两宋的太极学说，导致了理学的兴起。
  　　贞观十九年，玄奘取经归来，带回六百五十七部佛经，一百五十粒如来肉舍利，七尊金银檀刻佛像。朝廷如获至宝，将其陈列供官员瞻仰。并于在洛阳皇宫，拜见了唐太宗。唐太宗特意诏进内殿密谈。比起佛学，唐太宗更想了知西域各国的现况。劝说玄奘还俗入朝为官，玄奘便婉言相拒，意想专心译经，但遭到唐太宗的拒绝。妥协后入弘福寺完成朝廷交代的任务：即编撰《大唐西域记》与梵文版《道德经》的翻译。
　　在玄奘的影响下，唐太宗晚年时期对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使得玄奘如日中天。太宗病逝前，也是玄奘相伴圣驾。高宗继位后对道教的拥簇逐渐显露，并逐步地限制玄奘自由。永徽六年，尚药奉御吕才公开质疑玄奘的佛学，唐高宗下诏令，玄奘不得不当面对质。这场学术官司虽然以吕才不敌而退，但玄奘的境遇经过此事后愈加艰难。玄奘自知失势，请求远离京师，于陕西玉华寺译经。麟德元年，玄奘疾病缠身，孤寂圆寂。但因玄奘在百姓心目中的声誉极高，唐高宗还是罢朝三日，无数百姓当街痛哭，吊唁玄奘。但玄奘下葬时，唐高宗没有给他撰写碑文，也没有刻塔铭，足以可见朝廷的态度。
　　总而言之，因明的僧俗之争，不仅仅是玄奘与吕才的学术争论，而是佛儒的思潮之争，更是贵族与士族的政治斗争。吕才《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的问世，冒天下之大不韪，向佛学权威玄奘发起挑衅，亦是表明了有皇权作为后盾，从后来的奉诏辩经更加能够证实。
　　玄奘深知帝王相助对弘法大业的重要，所以多年来斡旋于朝廷的权利漩涡之中，努力地争取帝王对佛法和译经的支持。作为一个佛学精深百姓爱戴的高僧，其蕴藉的力量是统治者忌惮的威胁。那些微妙曲折的帝王心思，那些被迫蛰伏的拳拳赤心，虽然被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之下，但还是在缝隙中流露出珍贵的华光，闪耀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汉庭腾皎梦，象教始东流。重译阐玄旨，苦海有方舟。深文慨讹谬，奕叶费寻搜。奘师励高洁，振錫起沉幽。松风扬清华，水月喻天真。块然立千古，迥乎出六尘。翘首望梵天，杖策独西行。远迈渡流沙，绝域多霜冰。山川历寒暑，梦寐无晨昏。鹿苑瞻圣迹，龙华念慈尊。上贤传内典，尽寿弘斯文。法雨溉末世，流风无等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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