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加于玄奘大师的众多美誉中，不应忽略的是，大师首先是一位信仰坚定的佛教徒。《大智度论》云：“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虔信三宝，要相信佛法真实不虚，信佛菩萨感应道交不可思议。身为一位佛弟子，在遇到危难、困难时，大师都通过虔诚祈请佛力护佑。由此可见，正是坚定的信仰，支持着法师为法忘躯，也正是因为大师志向纯洁信心坚定，因而能得到佛菩萨的加被，从而度过重重难关，得以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就。

    玄奘大师西行求法，自知前路艰险，因此于出发前“然始入塔，启请申其意，愿乞众圣冥加，使往还无梗” 祈请佛力加持请于途中加被，能使来去途中无所阻碍。“贞观三年秋八月，将欲首涂，又求祥瑞。” 而于梦中得到吉祥的瑞境，知道此行能够成功，于是出发前往取经。至瓜州时遇到困境，“即于所停寺弥勒像前启请，愿得一人相引渡关。” ，后果得遇石槃陀入寺礼佛，发心为大师引路。更为大师引见一胡人老翁从而得到识途老马，解决了燃眉之急。及至到得沙漠之中，石槃陀起异心拔刀向大师，“即起诵经，念观音菩萨” 而得安然度过危机。等到了沙漠之中，“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是时顾影唯一，但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 在野马泉迷失了道路，“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渧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启菩萨曰：‘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来耳。仰惟菩萨慈念群生，以救苦为务。此为苦矣，宁不知耶？’如是告时，心心无辍。” 终得菩萨加被，找到水草以为补充，度过困境，“计此应非旧水草，固是菩萨慈悲为生，其至诚通神，皆此类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皆是佛菩萨威神之力加被。

    及至到了印度，玄奘大师一一遍参各处圣迹。 到了灯光城，听说灯光城附近有佛影窟，想要前往礼拜，可是因为“承其道路荒阻，又多盗贼，二三年已来人往多不得见，以故去者稀疏。” 当时同伴不愿意去，法师却坚定地说“如来真身之影亿劫难逢。宁有至此不往礼拜” 毅然独自去往参拜圣迹。到了窑里，初时一无所见，“自责障累悲号懊惚。更至心礼诵胜鬘等诸经赞佛偈颂。随赞随礼。复百余拜。……自誓若不见世尊影终不移此地” 法师至诚终感得佛影现身，“如来影皎然在壁，如开云雾忽睹金山，妙相熙融，神姿晃昱” 。半路遇到的盗贼也被大师的至诚和佛陀的圣迹感动，因此弃恶从善，求受五戒。

    大师到从顺殑伽河从阿逾陀国东下要去阿耶穆佉国时，遇到盗贼，不仅将随行财物抢劫一空，而且见大师形貌庄严，竟要将他杀死以祭天神。在死亡的面前，大师仍然面无惧色“法师乃专心睹史多宫念慈氏菩萨，愿得生彼恭敬供养，受《瑜伽师地论》，听闻妙法，成就通慧，还来下生，教化此人令修胜行，舍诸恶业，及广宣诸法，利安一切。于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无复异缘。于心想中，若似登苏迷卢山，越一二三天，见睹史多宫慈氏菩萨处妙宝台，天众围绕。此时身心欢喜，亦不知在坛，不忆有贼。” ，而此时,再一次佛力加持“须臾之间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覆。贼徒大骇。” 不敢杀害法师，法师为说因果之法，盗贼们终于舍弃恶行，将盗具抛入河中，归还众人财物，并在法师前受五戒。

    至于大师在各处游历时，也因德行卓著，感得护法神护持，当在迦湿弥罗国护瑟迦罗寺，当夜寺内僧人便梦见神人告知大师将到“其人既为法来，有无量善神随逐，现在于此” 。至大师到了那烂陀，戒贤法师听闻大师欲学《瑜伽论》，不觉流下泪来，让弟子说出了一段因缘。原来戒贤法师患风病二十余年，非常痛苦以至于想要绝食自尽，而得梦中见到观音菩萨、弥勒菩萨及文殊菩萨现身告知宿世因缘，并让他等待中国僧人前来时传授《瑜伽论》，弘传正法以消除宿业。当大师在胜军居士处学法完成时，文殊菩萨更为指引十年后戒日王死，佛法当衰，让大师速速回国。后戒日王果然在玄奘回国后数年内崩逝，北印度陷入混乱，那烂陀寺也渐渐衰败。“是知大士所行，皆为菩萨护念。将往印度，告戒贤而驻待；淹留未返，示无常以劝归。若所为不契圣心，谁能感此？” 。佛菩萨之感应灵验如斯。

    在近代社会中，极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信仰的缺失。在商品文化浪潮的冲击下，部分人失去了对中国传统精神、传统道德的信仰，由此引起的后果就是社会上出现一些没有道德底线的怪象。甚而最近有些人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也进行质疑，认为是编造的。在佛教界，近代人迷信科学的考据学，说大乘非佛说，西方一些学者甚至说佛陀是人为编造而非实际存在的。甚至出现有些出家人经过学习后，不但未能够加强信心，反而退失了对佛陀的信心。这不能不说是末法时代的悲哀。

    大师以他的身体力行，教导着我们应该如何以生命的力量去追随自己的信仰。作为一个佛弟子，我们应当学习大师对三宝的虔敬，尤其应当对佛菩萨的感应和灵验深信不疑。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在论述僧伽教育的基础养正教育时，也特别强调这一点，这实际是信仰是否真实的一个重要标准。在新时代的中国梦中，精神信仰可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即便是一个非佛教徒，也不能没有任何精神上的理想和追求，例如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对真善美的追求，对社会公德的守护等都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全社会都应追随大师的足迹，学习大师对信仰坚定追求，毕生奉献，始终如一的精神，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作为一位大乘佛子，发起广利众生的菩提心是菩提路上的必经之道。省庵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中讲“入道要门，发心为首；修行急务，立愿居先。”菩萨要修行成就佛道，在一切时中都应该发起“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广大愿心。文殊菩萨有十二大愿，普贤菩萨有十大愿王，菩萨皆因无边的愿行而成就无量的功德。综观大师一生的行持，都彰显着他不凡的愿力。

    玄奘大师自幼就显示出了非凡的志向。他“幼而圭璋特达聪悟不群。” 他小时学习儒家典籍，聪颖好学，而且能将学到的知识立即应用在生活中，与凡俗孩子不同。“自后备通经奥。而爱古尚贤。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不交童幼之党。无涉阛阓之门。虽钟鼓嘈囋于通衢。百戏叫歌于闾巷。士女云萃其未尝出也。又少知色养温清淳谨。” ，从小就体现出了良好的品德。后随出家的二哥长捷在东都净土寺听习大乘佛法。十三岁洛阳度僧，当时他年纪幼小，本来不能被录取，却以“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 的不凡志向和出类拔萃的器宇折服了当时的大理卿郑善果，认为他“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 最终破例录入僧籍，并在二十岁于蜀中受具足戒。之后的十二年，他游历全国，参访名师，学习经典，因为记忆领悟能力超群，总是能够快速而又透彻地领悟佛理，因此二十几岁已经是声名远播。通过学习研究，玄奘深深感到古德的译著不完善，以致于义理含混，理解不一，注疏也不同，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分歧很大，难以融合。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因此萌生了“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 的大愿，“又言昔法显智严亦一时之士。皆能求法导利群生。岂使高迹无追清风绝后。大丈夫会当继之。” 决意追随先贤的足迹。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玄奘大师，明知道西行取经之路异常艰苦，很有可能永远化为黄沙中的一具枯骨，但他为了弘扬佛法，追求真理而放下了世间的一切。面对他人的劝阻，他说“贫道为求大法，发趣西方，若不至婆罗门国，终不东归。纵死中途，非所悔也。” ；面对朝廷官员的挽留，他说“然恨佛化，经有不周，义有所阙，故无贪性命，不惮艰危，誓往西方遵求遗法。” “必欲拘留，任即刑罚，奘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 ；面对迷失路途，命在旦夕，他坚定地对自己说“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 ，向菩萨求告时也坚持“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正法来耳。” ；在被高昌王强留以绝食抗争时，也念念不忘“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 ；当他在印度为贼人绑缚时，仍不望发愿“愿得生彼恭敬供养，受《瑜伽师地论》，听闻妙法，成就通慧，还来下生，教化此人令修胜行，舍诸恶业，及广宣诸法，利安一切。” 当他在印度学成之后，想要回国，僧众劝他留在印度，他回答戒贤法师说“此国是佛生处，非不爱乐。但玄奘来意者，为求大法，广利群生。” “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 戒贤法师不禁赞叹道“此菩萨意也。吾心望尔尔亦如是。”

    及至大师回国后，面对朝野佛道之争，大师虽然病体支离，仍不忘上书屡屡上书皇帝，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维持佛教地位，“自是僧徒得安禅诵矣” 。终身都为佛教的发展而努力。这不禁使我想起了虚云老和尚的诗偈“咄兹圣脉一发危秋，抛却己事专为人忧”。古今先贤，志存一心，皆以苍生苦难，圣教续存为己任，这是怎样的责任与担当。及至大师入灭之际，仍发大愿“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睹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玄奘大师一生的传记中，始终突出的有一点，那就是他的戒行精严，操行高洁。他的取经事业从来都不是为了自我实现，在个人的名利、地位等等面前，始终体现了佛法行人不为世间八法所染的高洁情操。使人深受感染，甚至许多恶人受到他的感化弃恶从善。

    在大师年仅十三岁时，跟从二哥长捷在东都净土寺修习佛法，听闻《涅槃经》和《摄大乘论》，学习理解透彻，从此聪慧的名声就传扬开来，这时他年仅十三岁，尚未出家。而后，经过十几年对经论的学习，更是声名卓著。《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形容玄奘法师其人“亭亭独秀不杂埃尘。游八綋穷玄理。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颓网包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对万乘而节逾高” 。大师当此之时声名正隆，一朝西行，冒着生命危险不说，在当时出蕃是不被朝廷允许的，这在现在等于是偷渡，一旦被捉，甚至可能被治罪。然而，在追求真理的志向面前，一切俗世的名利不过是幻影空花，大师毅然决然踏上了西行求法之路。

    当大师西行之前，已然是名动一方的佛学大师，然而他说法向来只是为了弘扬正法，开佛深意，从不希求供养。他从蜀中求学圆满，出到荆州时，汉阳王等请他说法，法师说法竟，“?施如山，一无所取” 。他走到凉州时，当地因为素闻法师的名声，请求他讲经，西域各国商人众多，在讲经法会完毕之时“珍施丰厚。金银之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燃灯。余外并施诸寺。” ，于财物一无所取。过锐末陀、胡寔健国时，其王“陈金宝饮食施法师，法师皆不受而返” ；曲女城大会之后，“十八国王亦各施珍宝。法师一皆不受” 。大师并且广行布施，当在印度各处礼拜圣迹时，“自高昌王所施金、银、绫、绢、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蓝处，皆分留供养，申诚而去。” 。及至他入灭前，大师总结到“玄奘一生以来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如佛教因果并不虚也。” 他一生“供养悲、敬二田各万余人，烧百千灯，赎数万生。” ，临终更“罄舍衣资，更令造像，并请僧行道。至二十三日，设斋?施。” 。足见大师一生深信因果，于世之财利一无贪着。

    在他路过高昌国时，国王麴文泰深重佛法，当法师来时，先是“知师今夜必至，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 ，后又以“拟师至止，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 的诚意一定要他留在高昌，甚至以送他回国来威胁。在这样重要关头，玄奘表现了非常坚决的意志。他对高昌王说“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也。” 高昌王仍不愿意放他走，增加供养并且每天亲自捧着食物请法师进食。玄奘无奈之下以绝食为抗议，“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 到了第四天，高昌王见法师身体已然非常虚弱，终于屈服下来，和他约为兄弟，帮助他继续西行。“所经诸国，王侯礼重，皆此类也” 。

    在苦难的面前，大师亦表现出了处变不惊，不为世间八风所动的修为。当大师在印度游历时，多次遇到盗贼。尤其是一次，在波罗奢大林中遇到盗贼，将大师及友伴的衣物财物都抢劫一空，并且想要杀害他们，幸亏一个沙弥发现了一条小道得以与大师逃脱，并且叫来村人将盗贼赶走，救下同行的伙伴。同伴们都很悲伤，唯有大师笑无忧戚。同伴们觉得奇怪就问他全部财物都被劫走，只留下性命，这样忧困为什么还笑得出来，法师答说：“居生之贵唯乎性命。性命既在余何所忧。故我土俗书云。天地之大宝曰生。生之既在则大宝不亡。小小衣资何足忧吝。” 同伴们都不禁感叹大师不染尘埃的高尚情操。（“由是徒侣感悟其澄陂之量浑之不浊如此。” ）

 

    更重要的一次，是他在印度学成之后，力拒那烂陀僧众及戒日王、童子王的挽留而坚持回国。他那时留居印度已逾十年，已经与当地的风土人民有了深厚的情感。他在那烂陀讲法，折服外道，成为五印闻名的大学者，受着印度学术界的礼遇。他在那烂陀寺所受供养丰厚，可骑大象出游，整个那烂陀寺僧人逾万，能够享受这样的供养的连大师在内不过十人。当他想要回国时，那烂陀僧人都进行挽留，玄奘去意坚决，他对老师戒贤说“此国是佛生处，非不爱乐。但玄奘来意者，为求大法，广利群生。……愿以所闻，归还翻译，使有缘之徒同得闻见，用报师恩” 戒贤深深嘉许他的志向，就让他回国，让众人不得留难。这时东印度鸠摩罗王和戒日王竞相礼请玄奘讲法，甚至差点由此而引发战争。戒日王深为玄奘大师讲法所叹服，为他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有十八国王及内外道学者七千余人，历十八天而无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大乘众号曰‘摩诃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众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脱天’。烧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德音弥远矣。” 正是在这样声誉如日中天之时，面对戒日王和鸠摩罗王的盛情挽留，法师说“支那国去此遐远。晚闻佛法。虽沾梗概不能委具。为此故来访殊异耳。今果愿者。皆由本土诸贤思渴诚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须臾而忘。” 为报国土恩，又一次毅然放弃了如日中天的名位，重新踏上了艰险重重的回国之路。梁启超先生有篇文章，题目是《一千五百年前之留学生》，称玄奘是我国最早的、最爱国、最优秀的留学生之一。

    当玄奘大师归国之时，在民众间威望之高“闻者自然奔凑，观礼盈衢，更相登践，欲进不得” “人皆欣踊各竞庄严”  “道俗奔迎，倾都罢市” “自朱雀至弘福十余里，倾都士女，夹道鳞次” ，“京邑僧众，竞列幢帐，助运庄严。四部喧哗，又倍初至。……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废业，七众归承。当此一期，倾仰之高，终古罕类也。” 而这时大师却并未出现，他“虽逢荣问，独守馆宇，坐镇清闲。恐陷物议，故不临对。” ，师归后，为太宗、高宗所钦重，供养于大内，赐号“三藏法师”。太宗爱重他的才华，两度劝他还俗入朝为官，师均以愿“守戒缁门，阐扬遗法” 而固辞之。太宗赞叹他的志向，于是建长安译经院协助大师的译经工作。

    法师虽于朝野万人仰敬，然却处处不忘一位佛子的修行志节，在他晚年，再次上书“断伏烦恼，必定慧相资，如车二轮，阙一不可。至如研味经论，慧学也；依林宴坐，定学也。玄奘少来颇得专精教义，唯于四禅九定未暇安心。今愿托虑禅门，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躁，絷意象之奔驰，若不敛迹山中，不可成就。窃承此州嵩高少室，……实可依归，以修禅观。” 愿归隐山林，潜心修行。比至法师将要往生兜率，面见慈氏菩萨之际，瑞应纷呈，法体入灭后“从足向上渐冷，最后顶暖，颜色赤白，怡悦胜常，过七七日竟无改变，亦无异气。自非定慧庄严，戒香资被，孰能致此。” ，弟子明慧更“见北方有白虹四道从北亘南贯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洁分明” 。他的弟子形容法师威仪“当盛暑之辰，体无沾液，祁寒之际，貌不惨凄，又不夭不申，不欠不嚏，斯盖未详其地位，何贤圣之可格哉！” ，并“音词清远，言谈雅亮，听者无厌。或处徒众，或对嘉宾，一坐半日，身不倾摇。服尚乾陀，裁唯细?，修广适中，行步雍容，直前而视，辄不顾眄。滔滔焉若大江之纪地，灼灼焉类芙蕖之在水。加以戒范端凝，始终如一，爱惜之志过护浮囊，持戒之坚超逾系草。性爱怡简，不好交游，一入道场，非朝命不出。” 。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不染世俗的高洁情操，成就了玄奘大师在后人心中的伟大形象。以至于大师圆寂之后，“帝闻之哀恸伤感，为之罢朝曰：‘朕失国宝矣！’” “弟子数百哀号动地，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数百千。以四月十四日将葬浐之东，都内僧尼及诸士庶共造殡送之仪，素盖、白幢、泥洹帐舆、金棺、银椁、娑罗树等五百余事，布之街衢，连云接汉，悲笳凄挽，响匝穹宇，而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 。在中国佛教史上，享此殊荣者唯玄奘大师一人而已。

    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当大师自觉不久将舍报，即叮嘱门人“若无常后，汝等遣吾宜从俭省，可以蘧蒢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屏远。” （籧篨意为粗竹席），及至大师圆寂“门人遵其遗命，以籧篨为舆” ，信众以缯为舆，请安法师之柩，弟子们“恐亏师素志，不许” 以至于“观者莫不流泪哽塞。是日缁素宿于帐所者三万余人。” ，由此可见，大师十九年来虽名位极重，供养丰厚，却一刻也未忘记自己身为一位出家人所应坚守的戒行威仪。想来在大师的心中，那富丽锦绣的皇宫内院同山野中一方茅篷并无丝毫区别。

    在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人人都被环境驱使着身不由己地追逐名利。在社会上，国家正在致力于弘扬廉政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社会氛围，在那些在权力金钱下失足的人们，他们当初未必不是怀着一颗利国利民之心，可惜在名利面前迷失了自我，实为可悲可叹。就连寺院这一方净土也渐渐开始被商业化的风潮所浸蚀着，出家人道心退失，逐名求利，戒律松驰，信仰淡化。当此之际，我们更应该提倡玄奘大师大公无私、谦虚谨慎、不计名利、不求供养的精神，虽处名利之场而不改初心的高洁志向，俾以开时代新风，彰社会正气。

    四弘誓愿中说：“法门无量誓愿学”，古语亦讲“学无止境”。玄奘大师作为开创唯识宗的一代祖师，其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并非一蹴而就。从玄奘大师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谦虚好学、刻苦钻研、治学严谨、穷通经义的学者之风。

    观法师入佛之初，从兄长在东都净土寺听经，“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逾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众咸惊异，乃令升座覆述，抑扬剖畅，备尽师宗。” 大师天资聪慧自不必说，而他刻苦学习的精神也早早地得以体现，这时他年仅十三岁。隋末大乱，他迁往长安后发现没有法师讲法，对他二哥说“此无法事不可虚度。愿游蜀受业焉” ，及至到了巴蜀之后，“于是更听基暹摄论毗昙及震法师迦延。敬惜寸阴励精无怠。二三年间究通诸部。” 。大师年满二十，就在成都受了具足戒，并且坐夏习戒“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 。这时，他又想入京进一步学习，兄长挽留他，他就偷偷同商人为伴，去到荆州。当此 之时，法师已然是名动天下，荆州信众请法师讲摄论毗昙，法师讲法深入义理，辩才无碍，使得听众包括汉阳王在内都深受感动。此后几年中间，他又遍游南北，参访不同宗派的名师，虚心学习，请益受教。特别是对于当时普遍流行的新兴学问，如《涅槃》、《摄大乘论》、《俱舍》、《成实》、《般若》等等，他都是“皆一遍而尽其旨，经目而记于心，虽宿学耆年不能出也。至于钩深致远，开微发伏，众所不至，独悟于幽奥者，固非一义焉。” 悟解深彻，发他人所不能发。当时我国佛教教理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但译本各异，传承各别，见地也因此而有岐异。《慈恩传》中提到当时“先贤之所不决、今哲之所共疑” 的问题，就有一百多条。佛教界义理上的问题已是迫切需要解决。这也成为推动玄奘大师西行的意愿的主要动力。适逢印度学者波颇密多罗东来，介绍了印度佛教学府那烂陀寺和当时佛教权威学者戒贤法师盛讲《瑜伽师地论》的情况。玄奘得到启发，于是发心要到印度去求见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以解决中土对佛法认识上的分岐。

    大师在旅途中，无论怎样辛苦，一遇到有专长的学者，他都要停留下来，殷殷请教，切磋交流。而大师虽学大乘，但于小乘教义亦无轻忽，甚至于内道婆罗门等，但凡有在任一方面超胜的善知识，法师都一一虚心请教，融汇贯通大小乘经义，“唯法师备识众教，随其来问，各依部答，咸皆惬伏。”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无论大乘还是小乘都尊法师为上座的原因了。至缚喝国遇磔迦国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罗，“法师因申疑滞，约《俱舍》、《婆沙》等问之，其酬对甚精熟，遂停月余，就读《毗婆沙论》。” ，至达摩舍罗国，从僧称法师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因明》《声明论》等经论二年，当时“法师随其所说，领悟无遗，研幽击节，尽其神秘。” ，得到老师的赞叹，在座的其余学僧，“既见法师为大匠褒扬，无不发愤难诘法师，法师亦明目酬对，无所蹇滞，由是诸贤亦率惭服。” 由此可见大师当时的佛学造诣，即使在印度也可说是才华超群了。到砾迦国时师从一七百岁婆罗门“就停一月，学《经百论》、《广百论》。其人是龙猛弟子，亲得师承，说甚明净” ；于秣底补罗国有德光论师弟子蜜多斯那，“法师又半春一夏就学萨婆多部《怛埵三弟铄论》(唐言《辩真论》，二万五千颂，德光所造也)、《随发智论》等。”；至中印度至羯若鞠阇国“到跋达逻毗诃罗寺住三月，依毗离耶犀那三藏读《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讫。” 。

    贞观五年，玄奘大师三十岁时，终于到了那烂陀，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其时那烂陀寺仍处在全盛时期，寺内主客僧众逾万，“寺内讲座日百余所，学徒修习，无弃寸阴。德众所居，自然严肃。建立已来七百余载，未有一人犯讥过者。” ，可说是佛教的中心。在那烂陀，他师从戒贤法师刻苦学习，“法师在寺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于迦湿弥罗诸国听讫，至此寻读决疑而已。兼学婆罗门书。” ，在五年之间钻研诸部，又学习梵文声明学。五年之后，玄奘不仅是精通三藏、五明的佛教学者，并且是造诣极高的梵文大家。后来还把我国哲学古典《老子道德经》和印度已经失传的《大乘起信论》翻译为梵文，赠与印度。这是前人所不曾做过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不容易的。

    虽然大师已经很博学多闻，但他并不自满，其后又遍游印度南北各地，参访各地各宗的有名学者，同他们交流学习，并且广泛搜集梵文法本。于中印南憍萨罗国从婆罗门师学因明《集量论》；南印驮那羯磔迦国师从二僧学习大众部《根本阿毗达摩》等论；于北印钵伐多国“有二三大德，并学业可遵。法师因停二年，就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及《摄正法论》、《教实论》等” ；又师从胜军居士学习了两年时间，“学《唯识决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及问《瑜伽》、《因明》等疑已。” 。大师的艰苦学习为他后来在我国翻译界的空前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法师对当时印度的主要佛教学术全面吸收融汇，又充分掌握了梵文声明语言工具，才能在后来的译经事业中得心应手，取得划时代的成就。

    法师回到那烂陀时，戒贤论师更命他为寺内僧众讲《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大师并且针对当时中观、瑜伽二宗互相争论作《会宗论》三千颂以破斥；后又制《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破斥乌荼国小乘论师之《破大乘论》；更破顺世外道之论难使他归服佛法，因而名震五天竺，标志着当时大师在佛学上的造诣居于当时全印之巅峰。戒日王等闻名，竞相礼请。戒日王深为大师所宣讲的大乘教义所折服，于曲女城为大师作大法会，有五印度十八位国王，大小乘僧及婆罗门外道论师等七千余人参加，此即佛教史上著名之曲女城辩论大会。大师受请为论主，称扬大乘，提出论文《真唯识量》颂，悬之于会场门外，经十八日，竟无人能发论难之。“大乘众号曰“摩诃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众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脱天”。烧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德音弥远矣。” ，至此，玄奘法师在印度的声望达到了顶峰，他在印度那烂陀寺留学和主持曲女城佛教辩论大会等故事，至今仍在印度广为流传。印度的教科书里有“玄奘”一课，那烂陀寺遗址建有玄奘法师纪念馆；印度的博物馆里陈列了他负笈求经的图像，把他当作“圣人”。印度重要学术著作《印度和中国》等书中都众口一词地称赞：“在到过印度的许多中国人之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个。”

    玄奘大师在贞观十九年归国时，带回数尊珍贵的佛像，佛舍利一百五十粒，并取回佛经梵文原典共520夹，657部。虽然其中一部分前人已经翻译过，但译文不够准确，遗漏的、错译的也很多。大师从此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译经的事业中。他的弟子彦悰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评述“东度已来英俊贤明舍家入道者万计。其中罕能兼善。一二美者有焉。至若视听貌言洽闻强识。轻生重道绝域遐征。贞操劲松筠。雅志陵金石。群雄革虑。圣主回光者。于三藏备之矣。”

    大师回国后，到洛阳谒见唐太宗，取得了太宗的支持，在长安弘福寺开始了译经事业。他于正月回到长安，二月入洛阳见太宗，三月即在弘福寺开始着手准备译场诸事宜，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僧人为助手，在六月，就打开梵本，正式开始翻译了。从这时直到他圆寂的十九年中，他在译经事业上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精力，全神贯注，争分夺秒。在《慈恩传》中，对他的工作情况有一段描述“自此之后，专务翻译，无弃寸阴。每日自立程课，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过乙之后方乃停笔，摄经已复礼佛行道，至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读诵梵本，朱点次第，拟明旦所翻。每日斋讫，黄昏二时讲新经论，及诸州听学僧等恒来决疑请义。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复来咨禀。复有内使遣营功德，前后造一切经十部，夹纻宝装像二百余躯，亦令取法师进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余人咸请教诫，盈廊溢庑，皆酬答处分无遗漏者。虽众务辐凑，而神气绰然，无所拥滞。犹与诸德说西方圣贤立义，诸部异端，及少年在此周游讲肆之事，高论剧谈，竟无疲怠，其精敏强力，过人若斯。复数有诸王卿相来过礼忏，逢迎诱导，并皆发心，莫不舍其骄华，肃敬称叹。” 能完成这样繁重的工作固然是由于他学力充分、安排得当，而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对工作有真正的热情。随着大师年事渐高，早已饱经磨难的身体渐渐不能支持这样超负荷的工作，“法师少因听习，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岭，遂得冷病，发即封心，屡经困苦。数年已来，凭药防御得定。今夏五月，因热追凉，遂动旧疾，几将不济。……孝璋等给侍医药，昼夜不离，经五日方损，内外情安。” ，当此之时，大师更多想到的是加紧努力，尽可能争取多做一分。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的冬天，他完成了我国佛教经典中卷帙最大的《大般若经》六百卷的翻译。第二年（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正月初一日，也就是他生病倒床的前几天，他虽然“身力衰竭，知无常将至” ，但在众人的劝请下，还准备着手开译另外一部非常巨大的经典《大宝积经》。写了几行，气力实在不能支持，才最后辍笔。在我国翻译史上，玄奘是一个真正做到“死而后已”的工作者。他在一生的最后时光，“遂命嘉尚法师具录所翻经、论，合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八卷。又录造俱胝画像、弥勒像各一千帧，又造塑像十俱胝，又抄写《能断般若》、《药师》、《六门陀罗尼》等经各一千部，供养悲、敬二田各万余人，烧百千灯，赎数万生。”

    玄奘大师一生所译经典有《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此外还有解深密经、俱舍论、摄大乘论等等，总共75部1335卷之多。又揉合印度十大论师之学作《成唯识论》。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译传于中土了。在他译经的十九年中，每年平均译经70卷。而在玉华寺的四年中，在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的情况下，每年平均译经170卷。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越了所有他的前人。

    玄奘大师不仅在译经的数量上前无古人，而且总结前人的译经经验，并结合自己的深厚学识，开创了新的译经风格。在玄奘大师以前，鸠摩罗什等译经家以“达意”为原则而信笔直译之翻译法，提倡忠于原典、逐字翻译之译经新规则。《慈恩传》中有一段讲在大师翻译《大般若经》时，因为文字浩繁，因此门人多请求大师进行删略，“法师将顺众意，如罗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于夜梦中即有极怖畏事以相警诫，或见乘危履险，或见猛兽搏人，流汗战栗，方得免脱。觉已惊惧，向诸众说，还依广翻。夜中乃见诸佛菩萨眉间放光，照触己身，心意怡适。法师又自见手执花灯供养诸佛，或升高座为众说法，多人围绕，赞叹恭敬。或梦见有人奉己名果，觉而喜庆，不敢更删，一如梵本。” 后世译经家都遵守玄奘所立之定则，从他开始，我国古代的翻译史就进入了所谓“新译”时期，而以他为整个时期的最高典范，而玄奘以前所译之经则被称为“旧译”。玄奘大师又总结建立了“五不翻”的原则，即是指在五种情况下不应意译而应直接音译以最大可能保持佛经原貌。1）秘密故不翻（也就是佛教的秘密，如咒语，要译音）2）含多义故不翻3）此无故不翻（中国没有的东西）4）顺古故不翻（即已有的译音，不再重译）5）生善故不翻（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要译音）这在后人的译经中，也成为定式而被遵从。甚至在其他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也或多或少地被遵守着。

    而他对待翻译的极其严肃的工作态度，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大师在翻译《大般若经》时，由于在西域得到三个版本，“到此翻译之日，文有疑错，即挍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审慎之心，古来无比。” 玄奘全神贯注，每段每节都与他从印度带回国的三种不同的梵文版本仔细对照，贯通经意后方才郑重下笔，写成后又再三推敲。其所翻译的经典，无论名相安立，还是文字贯练，无不准确恰当。大师的至诚也感得三宝加持，“或文乖旨奥，意有踌蹰，必觉异境，似若有人授以明决，情即豁然，若披云睹日。自云：“如此悟处，岂奘浅怀所通，并是诸佛菩萨所冥加耳。” 及至法师圆寂，道宣律师感得韦陀菩萨为他指正所抄经文错谬之处，又问玄奘大师德位高下，韦陀菩萨说“自古诸师解行互有短长而不一准，且如奘师一人，九生已来备修福慧两业，生生之中多闻博洽，聪慧辩才，于赡部洲脂那国常为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译，文质相兼，无违梵本。” 由此可见大师所译经论全依佛意而无错谬。正如赵朴老所总结，“玄奘法师不仅使我国古代译场制度分工协作的优良传统得到充分的发挥，取得极高的效率，并且还把我国古代翻译文学的水平推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这是被他同时代的学者们所一致称许的。他的译文，在今天读起来，还是明净条达而又不失原文的风格。在翻译的佛典中，的确没有人超过他。他的全部翻译工作，从翻译的次序上看，和从选择的经论上看，都具有井然的计划性和系统性。他每一个阶段的翻译，都隐然有一个中心，重点介绍印度佛教理论的某一个方面，并且注意到所译经论重要性的大小。对于一些重要学派的著述，他还特别注意到它们的体系的完整性。如大乘瑜伽学系的‘一本十支’和小乘毗昙学系的‘一身六足’，他都用了极大力量，尽量把它们成套地翻译过来，并且尽量不删不略，保持它们的完整面貌。他还酌译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撰述，使学者们能了解反对者的论点。这些都是符合学术研究的要求的。” 

    大师的译场中，由朝廷从全国招集优秀的僧人参加作为助手，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其中证义十二人，缀文九人，字学一人，证梵语梵文一人，以及笔受、手书若干。如此大数量与高质量的翻译成果，优秀的人才与明确的分工也功不可没。同时，参加译场工作的也多成为玄奘大师的门人，从他受业。纵观玄奘法师座下，几乎聚集了全国所有的俊杰之士。其中最著名者有后来同为唯识祖师，号称“百部疏主”的窥基大师；著《俱舍论记》三十卷的普光法师；著《成唯识论文义记》十卷等的神昉法师；著《杂集论疏》的嘉尚法师，号称奘门四哲，皆为法相之大家。玄奘的弟子神泰、普光、法宝,世称俱舍三大家；窥基、神泰、顺憬又为因明巨匠。又有新罗圆测、新罗元晓、南山道宣、东塔怀素等都曾参加译经，这些都是后来名动一时的佛门龙象。

    法师是汉地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他糅合印度十大论师之学所成的《成唯识论》是法相唯识宗的立宗文本。弘一大師曾說：“法相宗又名慈恩宗，此宗最重要，无论学何宗派，皆应以此为根底。”玄奘法師依此修学，在译经过程中並为弟子們讲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弟子，唯识法相之学盛极一时，并通过他的弟子传到了东亚乃至世界各地，直到今天仍然长盛不衰。他的思想对整个汉传佛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是译传印度大乘有宗思想最主要和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当在胜军居士处时，玄奘大师就于梦中见到了十年后戒日王逝世后，那烂陀寺的衰败，可以说，如果不是玄奘法师将这么多的印度佛典带到了中国，可能法相唯识这些伟大的经论将彻底湮没在历史的烽烟中，而无缘为后人所见。在佛法的传承上，玄奘法师无疑是有极大的功劳的。

    事实上，由于异族入侵等原因，当今佛法在印度本土已经极为衰败，再加上印度是个不注重历史的国家，如果不是西行求法的大师们的传记，我们几乎已经不可能想见佛陀时代的辉煌。正是法师的游记，为印度佛法兴盛时真实面貌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在贞观二十年(646)七月，应太宗“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 的要求，由玄奘口述，辩机笔录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这部世界名著。《大唐西域记》全书共十二卷，此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书中记述了他亲自游历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传闻的二十八个国家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和人文社会、宗教文化等等的各种情况， 填补了印度等国家缺少文字历史的空白。1300年后，印度的考古学家正是根据他的记载，发掘出埋没了几百年的古代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遗址。因而，印度历史学家Ali 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密斯也高度评价道：“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大唐西域记》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价值。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十分简约和优美。读起来声韵和谐，节奏感强，遣词造句都十分典雅，虽然继承了六朝以来的传统，但又不拘泥于旧有格式且与散文交融在一起，易于诵读。

    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什么叫治学？治学就是研究学问。研，细细研磨也；究，追究源流也。古人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正是玄奘大师一生治学的写照。大师孜孜不倦的求法热情、谦虚谨慎的求法态度、深入研究的求法精神、以及当仁不让的维护正法的态度，不仅是我等后来佛子所应该努力起而效仿的，且堪为天下所有治学学子所景仰所追随。大师毕生与法相应，正如赵扑老所说：“直到临终，才停止他的工作。过去有人把他比为始终坚持在阵地上的武士，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舍身不倦的弘法精神，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

    佛法弘扬，须藉经典为媒介，因此我国早期佛教，都视译经为一重大事业。从佛法东传以来，早期佛经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人携带经典来华并进行翻译。我国古代佛教僧人西行求法，始于公元3世纪，至唐初已进行了三百多年，在五世纪法显法师时代西行取经之风形成一次高潮。正是先贤们不倦的求法精神，后来的大乘佛法才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并且经过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灿烂的汉传佛教，伴随中国势力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后世的藏传佛教。他们这种追求理想、不惜身命的精神，鲁迅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是非常可宝贵的。西行的路上，万里流沙，前路漫漫，在旅途中要备历艰苦，越沙漠，度雪岭，飘海洋，才能到达目的地。冻饿、干渴、盗贼出没，还有让人绝望到极致的迷途、孤独，像一个慢性杀手不时地折磨着，让人一点一点地感觉死亡的临近。往往是几十个人出去，历尽艰辛，忍受饥寒，九死一生，却只有三五个人能够生还。但是大师一旦下定决心，再无任何犹豫迟疑，以坚定的意志，不懈的精神，勇敢的行动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求法之路。

 

    开始的时候，一些僧人也发愿要同他一起去，但是上书朝廷，却不被朝廷所允许，于是其他人都退心了，唯有大师只有大师去意坚决，于是孤身上路。因为西去路途艰险，为了不至于因为艰苦的环境而退失，大师作了充足的准备，用种种的方法磨练自己“乃自试其心，以人间众苦种种调伏，堪任不退。” ，强健体魄之余又努力学习梵文，并向往来西域的商人打听路途情况。贞观三年（629，一作贞观元年），因河南陇右时遭霜俭，朝廷允许道俗四出就食，年轻的玄奘大便混迹于灾民，一路西行，开始了他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此一去，直到在贞观十九年正月还抵长安，往返共历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大师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却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最终完成了求法大业。

    当时因为刚刚改朝换代，禁止百姓去西域，大师西行没有得到朝廷允许，在边关受到通辑，不得不昼伏夜出地赶路。在沙漠中，引路的胡人石槃陀突然反叛，并且“露刃张弓”要逼法师回去，法师发重誓不会连累他才自行离去。自此玄奘法师“孑然孤游沙漠矣。唯望骨聚马粪等渐进。” 在关卡处取水时，差点被箭射中；在沙漠中迷失路途，又打翻水袋，“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渧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 法师却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 ，以坚强的意志力坚持前行，最终得佛力加被，得以度过难关。到达伊吾时住在一寺中，其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带，跣足出迎，抱法师哭，哀号鲠咽不能已已，言：‘岂期今日重见乡人！’” ，说明当时汉人能够到达伊吾的人已经很少了。及至到了高昌，高昌王坚持挽留法师在高昌宏法，甚至以送归为要挟，这时玄奘表现了非常坚决的意志。他对高昌王说“玄奘来者为乎大法。今逢为障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也。” 并且绝食三日为抗议。高昌王无奈之下，助法师西行。

    在路途中，需要翻过终年积雪不化的大山。学者们统计，玄奘翻越的大雪山基本都是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过葱岭时，“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 ；“在雪山中，涂路艰危，倍于凌碛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或逢尤甚之处，则平途数丈，故宋王称西方之难，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即此也。嗟乎，若不为众生求无上正法者，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哉！” ，“山高风急。鸟将度者皆不得飞。” 还要面对沙漠与茫茫无际的戈壁：“又西北入大碛，无水草，望遗骨而进五百余里” ；及至大流沙，“风动沙流，地无水草，多热毒魑魅之患。无迳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遗骸以为幖帜，硗确难涉，委如前序。” 。正如原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所讲“出国的时候，他孤身孑影，突破重重关隘，横渡渺无人烟的沙漠，攀越号称世界屋脊的葱岭，忍受了现代人所不能想像的困难，经行数万里，历时四五年，才到达目的地。在印度，他用了十年时间，周谘博访，刻苦钻研，掌握了他心目中认为是祖国所迫切需要的知识。学成以后，仍然以坚定不移的意志，不顾个人得失，毅然决然，捆载起几百部梵本经卷，走上漫长艰险的旅途，回转长安。此后十九年间，他孜孜不倦，夜以继日，把取来的经论，有计划、有系统、尽量多、尽量快、尽量好地翻译出来，贡献给祖国。直到临终，才停止他的工作。过去有人把他比为始终坚持在阵地上的武士，不是没有道理的。” 是他，在那个年代创造了中国人探险精神的一个奇迹，他竖起了一座中国僧人为法忘身求法不懈的巍峨丰碑。赵朴老曾高度评价玄奘是“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也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探险者之代表。”

    除了严酷的自然环境外，途中盗贼为患更是对行人的一大威胁，将财物劫掠一空不说，还随时可能遇到生命危险。大师在印度波罗奢大林及殑伽河上遇到盗贼，两次都差点丧失性命。面对各种磨难，法师一无所惧，发下了“奘只可向西而死。誓不东归而生” 的誓言。

    近年来，随着国内研究玄奘的热潮，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大师精神的吸引参加到重走玄奘西行路的活动，试图体验当年法师当年的奋斗。这里引用了一位参加戈壁挑战的队员的文章，从他的描述中，也许能够对玄奘大师当年面临的处境有更实际的了解。“第一天过去，不少人已经很受伤，脚下的步伐已经不能听从心底的呼唤，你只觉得脚步从来没有这样的沉重，重的抬不起来。头顶骄阳似火，脚下重有千钧。戈壁滩上此时有没了风，没有洗过脸，更不用说洗澡。风沙打在脸上，骆驼刺扎在腿上，空气很干燥，嗓子很冒烟……盐碱地表皮很硬，却是薄薄的一层皮，一脚下去就是一个脚印大小的坑，还得用力将脚拔出来。遇到刀脊路，一不小心就会将脚扭伤。盐碱地的温度在下午2点到3点是最高的，有队员用带红外测试的温度计测试的结果很惊讶，足足有接近46℃。没有风的时候，真实的感受就是放在火上在烤。一个人走在盐碱地中，所有的人简单而纯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挪动一步就离营地近一步……迎面而来的七八级大风使今天的竞赛变成了最艰苦的一天。所有的队员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是狂风裹挟着沙粒仍会把裸露的皮肤吹得生疼。每一个人必须前倾着身体尽力前进，稍一松劲就会被大风吹得偏离行进线路。” 很难想象，当年大师在没有同伴，没有补给，孤身万里，行走在茫茫戈壁上的心境，但我想大师并不孤单，始终伴随他的有深广的慈悲、无尽的大愿与坚定的信仰，鼓舞着大师一路前行。

 

    玄奘大师西行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以至于他取经的经历被演化成了家喻户晓的神话，也因此世人对大师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西游记》中那个虽坚定不移但偏于柔弱的三藏法师中，人们心目中的大师更多地象一位儒雅的学者。然而，在这样超常的逆境中的奋斗，让我看到了大师救度众生，由愿入行，大雄大力，坚忍不拔的大行，这不正是菩提萨埵的最好践行吗，即使在痛苦磨难中，菩萨也拥有无限的力量。《佛说四十二章经》中讲“夫为道者，譬如一人与万人战，挂铠出门。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斗而死，或得胜而还。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畏境前，破灭众魔，而得道果。”在梵文中菩萨的原意即为追求菩提道路的勇士，也有大德将修行人比喻为在轮回战场上的勇士。这就如同当代社会所说的亮剑精神，的确，在修行的路上，经常要面对种种困难，自古修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麟角，如果修行者没有对三宝的坚定信心和超越凡俗的意志力，沒有坚韧不拔，大雄大力摧破魔军的精神，则难以成就佛道。我们学习大师的精神，也正应该在修学佛道的路途上，发愿“为利有情愿成佛”，克服一切困难，精进不懈，最终成就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