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寺佛学院   释持航

前   言

　　然而，经查阅《大正藏》等佛教藏经文本，却发现“句义”一词早在胜论经典传入中土之前就已经大量地出现在各类佛典文本中，其含义也主要在于表示文字或言语，即与后来胜论学派所主张的“范畴”之间似乎没有太大的关联。无独有偶，作为语言学术语，“句义”在现代语言学中也常常用来表示“句子的含义”，属于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若基于汉语发展的历程而观，“句义”大体是来自汉代即佛经传入之前的“章句”和“义理”二词，即在佛经翻译的影响之下，经过把“章句”和“义理”二者加以统合而形成的一个合成词，用来匹配梵语“padartha”一词。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汉语佛教文献中，在最早触及胜论“六句义”的《方便心论》中，其中与梵语“padartha”相对应的也并非“句义”，而是“谛”，即所谓“如卫世师有六谛，所谓陀罗骠、求那、总谛、别谛、作谛、不作谛。”^[12]其中之“六谛”，说的就是后来的胜论“六句义”。
　　总括以上所述，在围绕“句义”的问题上，不仅存在着汉梵两语之间的往来，同时也有着汉语文本内部古今之间的代际传承，期间之关系错综复杂，无疑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句义”的内涵造成极大的困难。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汉语佛教文本为线索，通过考察“句义”在汉语佛教文本中的形成以及意义变迁情况，将表示“范畴”意义的“句义”从其他含义的“句义”表达中呈现出来。 　　上文前言部分述及，佛经中的“句义”主要包含“文字或话语”，以及来自印度哲学的“范畴”两种含义，而前者来自中国传统文本中“章句”和“义理”。跟据吴承学、何诗海等的相关研究，“章句”作为“离经断句”的学问，大致形成于两汉时期，而其渊源可上溯至更早的句读传统。[13]
　　（1）谨归诚底里，不敢违信。雄少不师章句，亦於五经之训所不解。（《全汉文·答刘歆书》）
　　（2）子乐欲正天地，但取微言，还以逆考，合于其元，即得天心意，可以安天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文，以类召之，合相从，执本者一人，自各有本事，凡书文各自有家属，令使凡人各出其材，围而共说之，其本事字情实，且悉自出，收聚其中要言，以为其解，谓之为章句，得真道心矣。（《太平经》卷五十一）
　　（3）故大贤诸道士，乃周流遍天下，考核习语，视异同，以归喻愚蒙，尚故故误人赤子，使妄说其学则不可，妄仕不足以为帝王之臣也。故一本文者，章句众多故异言。（《太平经》卷九十六）
　　（4）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请奏，习对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王充《论衡》）
　　如以上实例1-4所示，有关“章句”的表达在汉代文献中较为普遍存在。进而，从例4则可看出，“章句”与“义理”相对应，即所谓“章句”，是针对“义理”所展开的语言文字方面的解析。以下我们继续考察“义理”。
　　所谓“义理”，一般指言辞、文章的含义和观点。如《礼记·礼器》“义理，礼之文也。”
　　（1）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义理，生於不学。（《吕氏春秋·劝学》）
　　（2）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轹天下，威戳无罪。崇尚勇力，不顾义理，是以桀纣以灭，殷夏以衰。（《晏子春秋·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
　　如以上实例（1）-（2）所示，“义理”在各类汉语文本中的出现时间可上溯到先秦时代，换言之，先有“义理”，后有“章句”，后者是针对前者在语言上的一种疏解。不过，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即简略为“句义”的形式，在汉乃至后来的时代，却都无法找到相应的文本实际例证。
  　　东汉以后，汉译佛经文本开始陆续出现，而译经师在将印度语言翻译为汉语之际，也较多地借用了本土中已有的“章句”和“义理”二词。
（一）“章句”在早期佛教文本中的出现情况
　　（1）“诸比丘！何谓知法？”谓能解十二部经：一曰文，二曰歌，三曰说，四曰颂，五曰譬喻，六曰本起纪，七曰事解，八曰生缚，九曰广博，十曰自然，十一曰行，十二曰章句，是为知法。不解十二部经，为不知法。(吴支谦译《七知经》：CBETA 2019.Q3,T01,no.27,p.810a10-15)
　　（2）时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学于三经，博达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经义，问者发遣，无所疑难，最处上座。(西晋竺法护译《生经》卷1：CBETA 2019.Q3,T03,no.154,p.75a20-23)
　　（3）广衍品者，言凡善恶，积小致大，证应章句。(法救撰，维祇难译，《法句经》卷2〈29 广衍品〉：CBETA 2019.Q3,T04,no.210,p.569c10)
　　（4）尔时众中有诸天子，作是念：“诸夜叉众，语言章句，尚可知义，须菩提所说所论，难可得解。”(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卷1〈2 释提桓因品〉：CBETA 2019.Q3,T08,no.227,p.540b26-28)
　　以上是“章句”在各类早期佛教文本中的出现情况，下面考察“义理”。
（二）“义理”在早期佛教文本中的出现情况
　　（1）尔时，善吉即作是念：“如是之言，颠倒虚妄，无有义理。所以者何？我未曾见，呵梨勒树，能生甘蔗？厕粪之中，出净莲华？纯真妙金，变为铜铁？信心檀越，受地狱苦？如是之言，多所亏损，此言颠倒，定是魔语。”(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2〈4 善吉王品〉：CBETA 2019.Q3,T03,no.153,p.62c3-7)
　　（2）时多闻比丘，寻怀恚怒语彼山神：“今此晚学比丘，所学浅薄唯诵一句，天便称善哉！我今多闻义理甚深，采拾众经言词妙语，与汝诵习，然诸天神亦不应对亦不称善。”(西晋竺佛念译《出曜经》卷9〈7 戒品〉：CBETA 2019.Q3,T04,no.212,p.659a2-6)
　　（3）提婆达多，愚痴无智，不识义理，长夜受苦。是故汝等，若见于彼提婆达多，为于利养之所危害，宜应舍弃贪求之事，审谛观察，当作是解，莫贪利养。(《别译杂阿含经》卷1：CBETA 2019.Q3,T02,no.100,p.374c1-4)
　　（4）其诸众会，亦复如是。若斯章句，义理微妙，形像如是，其义亦然，利养之行，无异不别，亦无猗他，吾等证明，承佛威神，至此众会，如吾到此佛之国土，十方无量一切世界，亦复如斯。(西晋竺法护译《渐备一切智德经》卷5〈10 金刚藏问菩萨住品〉：CBETA 2019.Q3,T10,no.285,pp.494c26-495a1)
　　（5）以神通慧而自娱乐，以无极智光明之曜随时分别，班宣一切章句义理。所怀慈心等如虚空，其哀坚强愍于众生，知其志性而开化之.(西晋竺法护译《阿差末菩萨经》卷1：CBETA 2019.Q3, T13, no. 403, p. 584c26-29)
　　以上是“义理”在早期佛教文本中的出现情况。从其中（4）（5）不难看出，其“义理”是伴随着“章句”出现的，也就是说，早期佛教文文本中，有效地借用和继承了先秦以来所传承下来的有关“章句”和“义理”的表达习惯。
  　　考察了“章句”和“义理”在早期佛教文本中的出现和应用情况。结果表明，在早期佛教文本中，“章句”“义理”以及二者并用的情况，都普遍存在。接下来我们考察“句义”在早期佛教文本中的形成情况。
　　（1）虽诵千言，句义不正，不如一要，闻可灭意；虽诵千言，不义何益？不如一义，闻行可度；虽多诵经，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法救撰，维祇难译《法句经》卷1〈16述千品〉：CBETA2019.Q3,T04,no.210,p.564b19-22)
　　（2）虽诵千章，句义不正，不如一要，闻可灭恶。虽诵千言，不义何益？不如一义，闻行可度。虽多诵经，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西晋法炬、法立译《法句譬喻经》卷2〈16 述千品〉：CBETA 2019.Q3,T04,no.211,p 589b9-12)
　　（3）先问前者：“奉上石蜜得何言教？亦不闻法乎？”对曰：“我从如来闻一句义，所行非常；闻此义已即以手掩耳亦不承受。”(竺佛念译《出曜经》卷1〈1 无常品〉：CBETA 2019.Q3,T04,no.212,p.610b21-24)
　　（4）欲求吉祥福，当信敬于佛；欲求吉祥福，当闻法句义；欲求吉祥福，当供养众僧。(法救撰，维祇难译《法句经》卷2：CBETA 2019.Q3,T04,NO.210p. 575b2-4)
　　（5）凡人学世典，齐可至无想，不如一句义，不与生死处。(竺佛念译《菩萨璎珞经》卷6：CBETA 2019.Q3,T16,no.656,p.53b5-6)
　　（6）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为菩萨句义？”佛告须菩提：“无句义是菩萨句义。”(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4：CBETA 2019.Q3,T08,no.223,p.241c10-12)
　　（7）诸天子言：“如是！如是！我于尊者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句义，都不能解。”(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401卷-第600卷)》卷499：CBETA 2019.Q3,T07,no.220,p.540b27-29)
　　从以上实例（1）-（7）大体可以看出，无论是“法句义”、“一句义”乃至“菩萨句义”的表达，其特点都在于试图说明某一事项的具体含义。也就是说，所谓“句义”，其表达的重点在于“义”，某一事项所表达或呈现的意义。
  　　恰如以上考察所示，尽管在传统中土的文本表达之中并没有所谓“句义”，不过却不乏诸如“章句”“义理”之类的表现，而这种表达也为早期的佛教文本所借用或吸纳。在此基础之上，佛教也创造出可以兼容“章句”和“义理”二者的“句义”一词。经查阅平川彰《汉梵大辞典》“句义”条发现，其所对应的梵语为“padartha”，而进一步查阅荻原云来《梵和大辞典》中的“padartha”条则发现，其具体指的基本上是胜论派所提出的“六句义”或正理学派所提出的“十六句义”，即作为“范畴”的句义。
（一）胜论派所提出的“句义”
　　恰如以上黄心川主编《南亚大辞典》中所述，“句义”思想主要源于印度六派哲学中的胜论哲学，其中之“六句义”为代表。所谓“六句义”，梵语为“sadpadartha”，是古代印度胜论派哲学关于划分世界为六种范畴的学说,最早见于迦那陀所著《胜论经》,其认为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均可分为六种句义(范畴)，即实、德、业、同、异、和合。实是一切现象的依据，世界的基础，包括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九种，既有物质性的东西又有精神性的东西。德是事物的属性，依存于实体，包括色味、香触、数量、别体(差异性)、合(结合性)、离(分离性)、彼体(远)此体(近)、觉、苦、乐、欲、嗔、勤勇、重、液(流动性)润、行(倾向性)、法、非法、声共二十四种。业是实体的运动状态，有五种形式取(上升)、舍(下降)、屈(收缩)、伸(扩张)行(进行)。同与异是说明事物的共性和个性，和合是阐明实、德、业三句义相结合而不分离的观念之原因。
　　胜论派的起源很早，在古《奥义书》中就已有这派学说的萌芽，这点从胜论派的实句义(实体概念)所包摄的九类皆可在《奥义书》中找到根源并得到证明。此外，早期佛教的说一切有部与胜论派的学说也有一一定的关系，胜论派与说一切有部都把时、方、空作为不定的常住，而且两者与正理派一起都否认因中有果，主张因中无果论，亦即因果别异论，虽然后世对于胜论派的具体研究对象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胜论是研究现象学之间的差异，另一种说法是：胜论是为了研究逻辑学中的特殊范畴），关于胜论的起源及发展，历史上有不同的争论，但根据黄心川所写《印度的胜论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一文中所归纳的范围有：　　1、早期胜论，2、古典胜论，3、后期胜论，早期胜论在学者中也有过不同看法，印度达斯古普塔认为，[14]胜论起源于弥曼蹉，是弥曼蹉的一个分支。[15]
（二）胜论“句义”思想在汉地的传播
　　早期胜论派认为包括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在内的世间万物归根结底都可以概括为若干“句义”，由此而形成所谓“句义论”。句义论是胜论派思想体系的根基与核心，胜论派的哲学思想一般都体现在对各个句义以及句义间相互关系的具体解释中，古印度时期的胜论是重要的经典哲学派别之一，在古印度到印度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胜论一词，我国旧译音译为吠世师迦或毗世师等，最初见于龙树造、北魏吉迦夜所译之《方便心论》，即“如卫世师有六谛，所谓陀罗骠、求那、总谛、别谛、作谛、不作谛。”^[16]其中之“六谛”，说的就是后来的胜论“六句义”。
　　玄奘首次将“卫世师”改译为“胜论”，即“吠世师迦，此翻为胜，造六句论，诸论罕匹，故云胜，或胜人所造云胜论。”[17]又根据玄奘之后继者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中所述: “成劫之末，人寿无量。外道出世，名盟露迦，此云鸺鹤。昼避色声，匿迹山薮。夜绝视听，方行乞食，时人谓似鸺鹤，因以名也。谓即獯猴之异名也。旧云伏楼法，讹也。或名羯拿仆，羯拿云米齐，他翻为食，失为夜游，惊他妊妇，遂收场糠秕之中米齐食之，故以名也。时人号日食米齐仙人。旧云蹇尼陀，讹也”[18]，即是针对胜论派创始人加那陀身世所作的较为详细的介绍。  
　　根据玄奘所译《胜宗十句义论》，胜论派一共提出是个句义，即“有十句义：一者实，二者德，三者业，四者同，五者异，六者和合，七者能，八者无能，九者俱分，十者无说。(慧月造，玄奘译《胜宗十句义论》：CBETA 2019.Q3,T54,no. 2138,p.1262c16-18)”也就是说，玄奘在翻译《胜宗十句义论》以及面向弟子窥基等教授该学问之际，不仅把旧译的“卫世师”“吠世师迦”或“毗世师”统一改译为“胜论”，而且也将“padartha”译为“句义”，即在原有旨在表述语词意义或事项意义的基础上，为“句义”注入了“范畴”的内涵。

五、结 语

　　在现行因明或印度逻辑领域的表达体系中，“句义”主要指来自印度哲学尤其是胜论派所提出的“六句义”或“十句义”。恰如黄心川在《南亚大辞典》所定义的：“句义，印度古代哲学术语。意指‘范畴’。印度古代哲人在考察世界时，把世界的各种现象归纳为若干句义(范畴)。例如，古代胜论经典《胜论经》曾提出“六句义”说，《胜宗十句义论》提出过“十句义”之说。” ^[19]不过，经参看其他辞典，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也会发现，“句义”在佛教经典中的表达范围并非限于作为印度哲学的术语，即也通用于一般意义上泛指语言乃至文字类。基于以上两点基本认识，本文针对“句义”在汉语文本中的形成过程做了线性考察，大体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在佛教经典传入中国之前，在汉语传统的表达体系中有“章句”和“义理”二门学问，前者主要指针对语言文字的分析等，后者主要指语言文字所拥有的内涵。
　　（2）佛经传入以后，译经师在翻译和阐释经典的过程中，有效地借用了本土既有的“章句”和“义理”表达。不过，在佛教文本的表达之中，已经基本看不到“章句”所具有的“离经断句”意义，而是泛指语言文字表达本身。
　　（3）进而，随着胜论哲学在印度的兴起以及其“padartha”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最初被翻译为“谛”，如《方便心论》中的“六谛”，后来则逐步与中国传统中的“章句”和“义理”相融合，到玄奘译出《胜宗十句义论》之际，以“句义”翻译梵语“padartha”渐成定谳，而内容也有泛指语言文字，缩小到特指逻辑“范畴”，尤其是来自印度胜论哲学的“句义”之法。
　　以上是基于现有资料就佛教文本中出现的“句义”概念的考察，由于后学在佛学基础、语言文字阅读能力乃至文献资料等方面之所限，深知在论证中仍存在着许多不妥或牵强之处，有待进一步修补和完善，若能得到诸位大德之批评指正乃至提携，则不胜感谢。